见他认同。杨锐又道：“农垦公司其实大多是管理移民而已，技术站毕竟是新建，前期最多是总结以往的耕作经营，推广已知的农技。比如养蚕之术，江南已经是几千年了，虽然东北这边是野外放养，但还是很多东西可以借鉴的。至于每屯每堡的先生，其实也未必每屯每堡都要，更不一定要识字之人，只要口舌伶俐就好了。”
杜亚泉道：“如果不识字如何教化百姓？”
杨锐道：“说书便可。”
杜亚泉有些惊奇，“说书？”
杨锐道：“是，说书。我国国民向来只知道乡土，不知道国家，并且还愚昧麻木，如此，要改变只能日夜教化。而这教化只能是用他们能懂的办法来，说书是，唱戏也是。组织说书人、戏班子不难，重新编一些有关国家民族的新段子、新戏对于沪上那些文人来说只是小菜一碟，就是段子不够，让这些人读报纸也行，只要他们记忆力不差，不识字也行。”
杨锐所说之术小型艺术团了，相比于戏班子，还是说书投资少写，一个县里面有个几十个说书的，来回在农村集镇巡回，那通过这些人宣传政策、国家民族思想什么的，也会起到不错的效果，比如华兴会的陈天华编的两本册子就影响甚大。
如此安排也是可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