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也就是答应引渡了。
为表仁慈，溥伟等满人被朱宽肅下旨免除了死罪，发回东北监视居住，软禁一生；康有为这些人如此行径刚好是自揭儒家之丑，也不杀，但要其认罪、进行思想改造，以破儒家之根基，让世人看看儒家之私德只为君，不为国，实为欺世盗名、只图功名利禄之徒。不过康有为这些人算是愚忠到底了，只肯认乱国之罪，不肯认儒家之罪，所以到最后也是格外开恩没杀，同样是软禁一生。
康有为如此乱国之人在总理心目中都要比梁启超印象更好，杨度背脊上升起一阵冷汗，可好在杨锐没有其他限制，只是不许这个人做官，他当下道了声‘明白’就出去了。
半个多月后，一篇由陆军预备役局长蔡锷少将撰写，名为《军国民主义与甲寅战争》的文章在中华时报上发表；数天后，由杨度署名，题为《大夫士与士大夫——战国时代的文化重铸》在帝国日报上发表；在舆论热烈讨论‘大夫士’‘士大夫’之分别时，梁启超的署名文章《再论尚武精神》在沪上时报头版刊出，加入‘大夫士’和‘士大夫’的讨论。不过他完全是一副局外人的做派，只从尚武精神谈起，但文章不可避免的提到了杨度的‘大夫士’荣誉观和‘忠、敬、勇、死’四原则，虽然梁启超评述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