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比失望的道。
“为什么？他们以后想干什么？”胡适看着他，感觉他应该知道些什么。
“据我猜测，任公很可能想转回广州。”丁文江道。说罢又觉得词不达意，再道：“也不是回广州，而是将注意力转向各省。现在国有公司已经补偿完了，稽疑院的席位也分完了。各省士绅对复兴会即便有关系，那也仅仅是感谢而已，若是以后发生什么冲突，说不定就会分裂几个小党出来，只要等达到三十票，那入稽疑院依旧是有望的。”
以当下重地方而虚中央的政治格局，不向中央向地方，确实是一个办法。胡适点头之际，丁文江再道：“再有可能就是军事上任公也可能发力，他的学生蒋百里和蔡松坡一样，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
“什么！”听丁文江提到了军事，胡适无比惊讶，“他们想干什么？他们就不怕诛族吗？”
伴随着国内全面‘野蛮化’，中华法律也做了全面修订，其中差别最大的就是法律主体做了更改，治外法权也又开始出现。对国民，法律是以户为主体，一人犯法全家有罪，而宗族因为是一个大户口，所以一人犯法，全族有罪；而对在华的洋人洋商们，则不得不以个人为法律主体量刑。
‘诛族’这个概念就是那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