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精神独立的坚守。而东晋之后，士之隐，虽也存在严光这样的心理，但纯粹的山水审美和由此带来的生活方式已日益显得重要起来。再后来，山水情结由停留于欣赏自然景观上升为一种陶冶心性的生活，最后至唐朝时化为一种人文情怀，正如李白所说：“群峭碧摩天，逍遥不记年。拨云寻古道，倚石听流泉。花暖青牛卧，松高白鹤眠。语来江色暮，独自下寒烟。”诗中既描绘了自然的美景，又追慕了隐士生活的清幽，还表达了一种生命的理想状态。隐逸生活的具体内容，往往又为旅行、读书、弹琴、品茶、修道、参禅、诗歌、书画、名士互访等所环绕，如此的人文生活孕育了山水诗歌（或称之为隐逸诗歌）和山水画。反过来，这种文艺映照又使隐士文化本身显得更为深幽可人。
李白一生就至少隐居五次，甚至一度还模仿竹林七贤，与孔巢父等人搞了个“竹溪六逸”。他被征召到长安出任翰林学士，隐逸的背景给了很大的推力。如果说李白的隐逸，多是出于个人的性情，那么另一批唐朝隐士情况有所不同：他们把隐作为出仕的跳板，代表人物是卢藏用。卢实际上考中了进士，但由于暂时没被授予官职，所以直接去了长安旁的终南山隐居，以退为进地等待朝廷征召，后来果然以高士的身份被授官左拾遗。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