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门潮正涌，我欲挽强弓”这样的诗句，虽然是写景，抒发的却是他胸中的抱负。当时实现民主的时光已经指日可待，所以他的诗里洋溢着的是一种胜利者的喜悦。甚至临终前他还致电袁世凯寄予殷切的期望，章士钊说他是“至死不悟”，他对袁世凯所代表的中国根深蒂固的专制力量实在是认识不足。
宋教仁年纪轻，阅历浅，读书也不够深入，以为只要一部“约法”，一个在国会拥有多数议席的“党”，藉着“责任内阁”的空名，便可以对付袁氏，这其实就是书生之见。
在武汉，谭人凤曾告诫他“责任内阁现时难望成功，劝权养晦，无急于觊觎总理。”他还告诉宋教仁，有秘密报告说会党头目应夔丞在北京直接与政府交涉，领有巨款，要他注意戒备。但宋认为这些都只是“杯弓蛇影之事”。
在上海，陈其美也要他提防暗杀，他还狂笑说：“只有革命党人会暗杀人，哪里还怕他们来暗杀我们呢？”许多朋友来信要他多注意安全，他都以为是谣言。3月20日，他动身北上那天他到《民立报》和记者徐血儿话别，徐血儿请他慎重防备，他还是坦然地说：“无妨。吾此行统一全局，调和南北，正正堂堂，何足畏惧，国家之事，虽有危害，仍当并力赴之。”
显然，危险已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