拔幅度最大的自然是东宫的属臣，这些人可是新帝身边的近臣，故而受到新帝的重用。
因为泰昌帝只坐了一个月的皇位就驾崩，故而天启帝身边也没有什么东宫属官，能提拔的官员就以泰昌帝当太子的东宫属臣为主，最为引人瞩目的就是提拔了闲赋在家的朱国祚。
朱国祚是浙江嘉兴人，万历十一年殿试状元，与内阁辅方从哲同科，先授翰林修撰，后来成为了詹事府司经局洗马，为皇长子的侍班官，后来又进为谕德官。
万历二十六年，朱国祚被擢为礼部右侍郎，不久代理尚书，为定泰昌帝为皇储给万历皇帝上疏数十次，为泰昌帝坐上太子之位立下了号码功劳。
在明朝内忧外患之际，朱国祚提出了“安人心，收人望，通下情，清监狱”等政治主张。不久转为左侍郎，改吏部。
万历三十年，御史汤兆京弹劾朱国祚“纵酒逾检”，于是朱国祚引疾回乡，一待就是十八年。
泰昌帝继位后自然不会忘记当年力挺其为太子的朱国祚，因此本意提拔其为东阁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如内阁与叶向高、方从哲等阁员一同辅政。
可惜，泰昌帝的这道圣旨还没有出就因为红丸案而驾崩，不过天启皇帝没有忘记这个他从未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