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六七成，味道虽差些，但卖得还行，大约有七八百两银子，只是那家商行也是山西商人开的，只付了三百两，说要到腊月里再补上。此外，莲藕是没有了，花也只在春天时卖了些钱，倒是竹笋和鱼卖了不少，前后算来，也有一百八十五两银子。”
淑宁低头在小册子上记下数字，又用心算了算。目前粮价偏低倒罢了，估计明年四月可以卖到一石九钱到一两银子，加上果子、鱼、竹笋的钱，大约有两千多两银子，算上广州可能的进益，倒是比原先估计的情形好些，大概是五千出头。
她又看起了账簿，忽然发现有一个奇怪的地方。往年自家产地粮食，只留下大半年的嚼用，便会卖掉，到了需要时，再从粮店里买，差不多年年都会花上几十两银子。今年粮价高，理应比往年花更多地钱买粮才对，但账本上却显示今年并没有支出一分钱。
她问了长贵，才知道了原因。原来过去自家老爸领了禄米，总会全数交给公中转卖，一年也能得个一百多两。但今年的情形却有些不同。一来是父亲张保放了外任，带走了一部分仆役，又另有一份禄米；而京城里却又添了哥哥端宁的一份禄米。另一方面，三房与大房起了嫌隙，氏便不再把张保因爵位而得的那份禄米交给大房，而是留够槐院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