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想去，想到了杨嗣昌。他立即派人与杨嗣昌接触，希望杨嗣昌作为中间人代为说项。
杨嗣昌对天津来人大为吃惊，不过，出于对大明负责任的态度，他将天津的要求转告给朝廷。
天津提出，朝廷须同意天津仿照上海进行改制；朝廷不能追究商人的责任。同时，天津的商人按照改制后的规矩纳税。
这样的条件，朱由检和周延儒如何能接受？他们直接通过宝坻县知县警告天津：放下武器，立即投降，只诛首恶，余者不究。
这样的条件，天津自然不能接受，开始在临时委员会的组织下，磨刀霍霍，加紧修复城墙、完善防御系统，准备迎接蓟辽军团的进攻。
与此同时，天津的临时委员会加强了舆论攻势，频频在各大报纸发表文章，一一列举门卡之祸害，甚至连哪方高人在中间收取了巨量好处都一一列出。
这还不算完，王大俊充分发挥商人们精于计算的优势，估计了天津的税基规模后，将改制前、改制后朝廷可能得到的利润进行了比较，得出结论，朝廷得到的钱粮将远远超过改制前。
此等言论，自然被朝廷视为妖言惑众。不过，在对付此等妖言上，朝廷有天生的劣势，堂堂大明朝廷，总不能与反贼公开辩驳吧？
更何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