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六朝的思想解放，自然也风光不再。明末清初后，鸦片战争前，中华再无思想家，对人类文明也再无像样的贡献。人们津津乐道自我陶醉的，是核舟记、病梅馆、鼻烟壶，以及三寸金莲。只有《红楼梦》和纳兰词，敏感地唱出了末世的挽歌。那是一种“睡也无聊，醉也无聊，梦也何曾到谢桥”的无奈。
下坡路上，没人刹得住车。
当然，这下坡路缓慢地走了一千多年，其间既有一蹶不振，也有路转峰回。
就在中华文明起伏跌宕地盛极而衰之日，伊斯兰文明却欣欣向荣。从公元830年到930年，也就是中国的晚唐五代时期，在阿拉伯帝国哈里发的大力资助和倡导下，对其他民族文明成果大规模有组织长时期的翻译推介活动，以巴格达为中心全面展开，史称“百年翻译运动”。正是这一壮举，使古希腊典籍得以完整保存，为欧洲的崛起提供了指路明灯。也就是说，文艺复兴时期的伟人们能高瞻远瞩，把知识的边界往前开拓，就因为站在伊斯兰世界巨人的肩膀上。
伊斯兰，是第二代文明中的佼佼者。
然而历史的不可捉摸，却也正在于此。没错，在伊斯兰文明展开双翅自由飞翔那会儿，欧洲大陆还处于中世纪的蒙昧状态，国王和贵族甚至目不识丁。可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