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动”,“示天下形势，以顺诛逆”。
为赢得战争中的政治主动权，他挟天子以令诸侯，为除暴乱维护汉室而举义兵；为争取人心，占领河北后免难民租赋，又发布抑豪强兼并令，以使“百姓亲附，甲兵强盛”。著名谋士郭嘉颂扬他“奉顺以率天下,此义胜”。
他认为经济的好坏,关系着战争的成败。军队无辎重、粮食、委积,“亡之道也”，因而吸取“秦人以急农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的经验，大兴屯田，兴修水利，达到了足食强兵的目的。
他惟才是举，认为“将贤则国安”，主张“举贤勿拘德行”，“举士勿废偏短”。
他精兵法，著《孙子略解》、《兵书接要》 等书。他说 ：“欲攻敌 ，必先谋。”他认为用兵“不可以祷祀而求，亦不可以事类而求。”
在中国军事史上,他以“诡诈”著称。他认为,诡诈的前提是知彼知己，只有在掌握了对方的兵力部署、战将强弱、 地形险易、后勤保障等情况的前提下,进行全面综合的研究,才能制定出“因敌变化”、“盈缩随敌”的策略。
他的智谋远在三国众位智慧人士之上。“望梅止渴”的千古佳话，足以看出他之智谋。“借刀杀人”足以看出他的奸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