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法建立一个新规则，首先不遵守这条规则的是他自己。
赵兴再问：“民已经加了赋，‘国用’足了吗？”
那位官员不说话了，许久，憋出一句：“想当年，国家的财赋收入虽然上去了，但熙宁开边，又把钱都用完了。”
“好吧，‘变法是为了老百姓’——如果让老百姓‘交’出钱来，让老百姓忍受暂时的痛苦，回头把这笔钱再‘花’到老百姓身上，也可以原谅，然而却‘花’到了对外战争上……我不是说发动对外战争不好，因为我本身才是大宋朝最大的战争贩子。
但是，这场战争对国家有什么益处，对老百姓有什么益处？在我看来，不过是一场形象工程而已，‘花’空了国库，苦累了老百姓，打下一片地方却又守不住，转回头‘交’给当地胡人羁绊自治，回头又丢掉了——那群胡人为熙宁开边、为大宋百姓做了什么，要把胜利成果‘交’给他们？
那位规则破坏者绝对是一头不折不扣的猪，连自己的胜利都不维护，这样的人，不是我朝的祸害吗？”
赵兴说的这些话，绝对是苏派观点，那位不可救‘药’的乐天派苏轼观点没有这么‘激’烈，因为苏轼活在世上，只专心傻乐去了，无论多么恶略的处境，他都能自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