惑罢了，天子设劝业司，他们失了地不去寻劝业司，却为人一挑便起事谋逆。也是今上宽厚，只将他们流至麻逸苏禄，便是尽数杀了，也是天恩浩荡！”那车夫有一茬没一茬地说道，然后又骂了声：“乡下人，没见识——二位将爷，小人不是说你们，是说华亭府那些愚夫。”
他嘴中说不出什么真正内幕来，但对史嵩之一伙的痛恨却是发自内心的，这与临安大大小小报纸的批挞有关。华亭民乱之后，赵与莒重新整顿了临安的报业，加大了宣传力度，在资金人力上对《大宋时代周刊》等宣扬革新的报纸的扶持，如今《周刊》借助轮船招商局的交通系统和经过改革的兵站系统，在发行五天之后便可以传至成都，至少在宣传舆论这一领域，大宋对这个国家的控制是前所未有的牢固，体制之内的反对之声虽然还存在，但已经被压缩到只存在于楚州了。而且就是在楚州，也只有一份《江淮国闻》报还有些影响，这份报纸本是真德秀一手办出的，可现在真德秀自己倒不怎么在报上发表宣扬理学的文章了，只有其余一些理学大家还在不遗余力地鼓吹理学，而偶尔一见真德秀之文，也大多是对朝廷推出的革新政策的解释与辩护。真德秀如今在《江淮国闻》上发表的文章，多是一些地方政策的探讨，还有针对现实问题而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