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结而言，大汉朝之所以延续如此吝啬的牧民制度，乃是受董仲舒儒家思想影响，更加侧重于直接保护统治阶层的利益。为了让统治阶层获得最大利益，甚至不惜从精神和物质双方面压榨基层劳动者。
与历代大汉朝廷不同，栾奕走的则是另外一条路子。一项对儒家思想不慎感冒的他，在施政过程中，仅把儒家思想摆在了辅助位置，转而追求管家的“仓禀足则知荣辱”，换做白话解释说就是“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人只有兜里有钱，能吃饱饭，才会考虑忠诚、礼仪、道德涵养等深层次的问题。他直言不讳的说：贫困潦倒，饥不择食的人，与野兽牲畜无异。所以，丰富百姓收入，乃是摆在施政者案前的首要问题。百姓一旦富足，非但不会对朝廷心生歪念，反而会感念朝廷的恩德，尽心尽力为国效力。
与管家足人衣食相伴的，栾奕还将墨家“兼相爱、交相利”的思想设定为自己的施政核心理念之一。将解决“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定位终生理想，借助圣母教推行“天下之人皆相爱”的价值观。
并借死后永生入天堂束缚人们，要求信徒在日常生活中遵循互爱互利的“兼相爱、交相利”,用教条艳玲信徒不得互争互害——“别相恶、交相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