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与圣人之道格格不入，最终目标却与我等所谋并无不同，都是为了让国家强大，百姓富足。况且，在除了那八个字外，新政中商学意味甚重，而一本商学，却处处以互利和妥协为最高原则！”
“互利和妥协？”陆秀夫反复咀嚼着邓光荐的话。以平等和契约为基础，重构华夏。尊重契约，而不是等级和纲常。国家有保护每个百姓正当权利不被侵犯的义务……这些根本性原则，根本与圣人之道找不到融合之处。但眼下把蒙古人赶出江南，却是朝廷与福建大都督府的共同目标，符合互利原则，所以双方有机会互相妥协。
是这样么？他感到自己的心里非常迷茫。皇帝和大臣之间不再是绝对的从属与支配关系，而是像掌柜的和小伙计般，签订的是雇佣契约。而国家和百姓之间，也是因为契约存在，福祸与共。‘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另一面，还同样存在着‘匹夫福祸，国家有责’的诉求与约束，这些东西，他无法接受。但写长篇大论来驳斥它没有丝毫意义，如今主动权掌握在文天祥之手，只要他认定了要做，朝廷即使下旨阻挠，也不会有效果。眼下自己能做的，只能想办法让文天祥看在破虏军和朝廷的共同利益上，把革新的步伐不要迈得太远。
看清楚了隐藏在新政后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