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各种表现，曾寰认为与瘟疫爆发类似。破虏军内部虽然反对声音高涨，邹洬、萧鸣哲等人的手段虽然有些极端，却对外不对内，释放出来后，实际上没对大都督府造成什么危害。反而，换一个角度上讲，邹、萧二人的作为，的确有利于政权的稳固。老百姓只在乎谁能让他吃饱饭，填饱肚子之前，不在乎那么多所谓大义和长远目标。破虏军以强力打击豪强，激起的反对浪潮高，从贫苦百姓中获得的支持力度也同样大。
而对大都督府和新政真正有威胁的，是那些没有表现出来，却潜伏于平和表面下的“疫根”。就如一些死抱朱子之言的腐儒，和一些投机者。如果他们操纵了选举，恐怕最后爆发出来时，的确像邹洬、萧鸣哲和陈龙复等人指出的那样，将陷大都督府于万劫不复。
从内政部门送来的情报中，可以清晰地看到这种浑水摸鱼的动向。非但一些宗族势力把眼睛盯上了被瘟疫耽搁的，两广地区官员的选拔。儒林和朝廷，也在背后跃跃欲试。
几方面的表现比较，邹、萧两位将领在广南的作为，与其是说用极端手段，向丞相府暗示他们的不满。倒不如说是军中针对士大夫、行朝旧官吏和地方豪强的一记强力反击。
所以，站在破虏军的立场上，曾寰不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