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众学子的强烈反对。原来这会儿虽有雕版印刷术，但因技术所限，民间的小作坊印出来的东西质量并不好，朝廷倒是有专业的雕版印刷机构，但是薛衍总不好为了丁点小事去麻烦永安帝罢？
何况听那些国子监同窗的话音儿，大家普遍认为用雕版印刷术印刷出来的文章比不上亲手抄录的，简直“有辱斯文”。
既然上升到了这么样的高度，薛衍也懒得自找麻烦。于是便在国子监中广发布告征集愿意抄录文章以赚取润笔费的寒门学子，然后再以十文钱一份的价格卖给诸位同窗、教谕以及朝上愿意凑热闹的那些大人们。而那些寒门学子，也乐得有这么一份“清贵”的兼职——既可以赚钱，又可以触类旁通，熟读经义。毕竟现如今能被选到辩论报上的文章，不是当朝大儒撰写的，就是言之有物，立意新颖。正所谓三人行必有我师。这些寒门学子们更是又痛苦又快乐的一头扎在抄录文章的苦海中。
薛衍的这一番举措倒是解决了燃眉之急。只可惜好景不长，渐渐的《国子监辩论报》的影响力涉及长安周边，其他州学县学的学子乃至县衙府衙的官员们也都托人来买报纸。这么一来，薛衍征集的这些“人工”明显又不够用了。而且从人工抄录辩论报所耗费的时间上来看——因为国子监每天的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