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日的时候摄影师让我抓东西，当时桌子上有秤砣。笔、钱、算盘、还有公章。听刘淑琴说当时把我放到桌上，我看都没看直接就抓了笔，而且不松手，拿都拿不下来。孙国辉开心的不行，逢人就说他的儿子以后是天才，以后肯定有学问，说不定还是科学家呢。从那以后家里的钟表，录音机甚至是刚买的录放机 ，只要我伸手要，他就双手送到我的面前，开心的看着我拆，然后装不上。
刘淑琴试着阻止过他的这种封建迷信行为，但是，并不好使。在我4岁生日的时候，孙国辉让在日本出差的同事带了一个任天堂的红白机，每天都和我玩“魂斗罗”和“超级玛丽”既培养父子感情，又锻炼我的智力，孙国辉是这么想的，但他明显是想错了。
之后的日子我几乎每天都沉醉于那些会动的“蘑菇”中，在学前班每次的成绩也都是零分。很难想想孙国辉看着这些画着红色“0”分的成绩单是什么心情，但可以肯定的是，他那时候还没放弃我，偶尔还是跟我一起打游戏的。不过没过多久，我就把他心里仅存的希望捏灭了。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我和学前班的小朋友们玩耍的时候，我点燃了我家前面住宅楼一楼窗前的小仓房。原因是小伙伴们说我不敢点，真是小看我了。我只记得火很大，大家全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