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年，过完冬至的深夜。二十岁，像现在一样嘴上没胡子，头发却茂盛得像七月杂草。他是“老三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插队落户。那一晚，他裹着军大衣，挤在贫下中农里头，天上飘着细碎的雪花，看了场露天电影《五朵金花》。罕见的彩色片，副社长金花，字幕里看到杨丽坤的名字。他主动申请编入电影放映队，常年流动在穷乡僻壤，十来部电影翻来覆去放映，总算找到机会，弄到“大毒草”《阿诗玛》的拷贝——女一号还是杨丽坤。
一九七○年，他开始给杨丽坤写信，寄往云南省歌舞团，次次石沉大海。三年后，他偶然得知，杨丽坤早被下放到地方劳动改造，最终关进了糟神病院，远在湖南郴州。过年他没回家，坐了三天三夜的绿皮火车，赶到郴州精神病院。这家医院闻名全国，《人民日报》上有篇《靠毛泽东思想治好精神病》说的就是此处。精神病院里的杨丽坤，目光呆滞，满头乱发，仿佛三四十岁的老女人。有人告诉他，杨丽坤今年刚结婚，死心吧。他献上路边采来的山茶花，悄然告别。
“文革”结束，他被分配到电影院，担任电影放映员的工作。而他的女神杨丽坤啊，也从精神病院出来，与老公孩子一起去上海电影制片厂度过余生，此生却再没碰过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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