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已安之民”，旷日持久，势必“坐而自困”。他又说，以我强大兵力，还不能平定，不是我兵不强，粮饷不足，是“由封疆之臣畏难避苦，利纯功罪之念，先入于中”，却把忧患都推给了皇帝一人承担。
吴三桂看了他的疏言后，很恼火，于七月十二日上疏，反驳他的不实之词。
他先说明，取成都为根本之计的建议，是他最早提出来的，而李国英是在他之后才说这番话的，不过是他已的议论罢了。
所谓“畏避等论”，不知他用意何在！于是，他进一步阐明他的方略，以成都为“根本”，将来“进取滇黔皆有基，而接济亦可资一臂之力”。
这样，守也可守，战也可战，操掌主动权，“始称一劳永逸”。
如李国英随便说的，“驻镇保宁一隅”，恐非得算。为表示他的决心，他坚决要求出征，愿率领在四川的各镇官兵为前驱，“进取成都嘉定”，待收复之后，如让他共守，他可把属下官兵家口迁入成都；如命巡抚固守，他仍带部属回汉中。
他又说，目下“南方多事，狡寇狂逞”，他不能安居汉中。如“皇上不以臣为无用”，请下命令，独当一面军事，“臣何敢辞焉”！
他要求朝廷早定机宜，他随时听候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