颂扬之饰说也”。因此他在继位当年九月宣布：“凡庆云、嘉谷一切祥瑞之事，皆不许陈奏。”（《清高宗实录》）
雍正生时，一项惹人议论的政策是“奏开垦”。雍正鼓励百姓开荒田地，以各地开荒亩数来衡量地方官政绩。结果各地官员纷纷虚报开荒数字，他们升官发财走了，但留下的却是赋税随亩数同步增长的局面，变相增加了百姓的负担。乾隆即位后马上诏谕各省督抚：“凡造报开垦亩数，务必详加查核，实系垦荒，然后具奏，不得丝毫假饰，以政闾阊之优异。”对以前捏报的数字，要求一一“据实题请开除”。
乾隆即位不久，基于国家财政状况良好，下令免于征收百姓在雍正十二年（1734年）以前所欠的赋税银。这是货真价实的惠民措施，一下子大面积减轻了底层贫困百姓的生活负担。（《清高宗实录》）
当然，在雍正的所有作为里，最为人诟病的，是对手足兄弟的残酷无情。
“阿其那”“塞思黑”之狱，是爱新觉罗家族史上最大的隐痛和尴尬。在雍正以前，满洲皇族内部虽然也纷争不断，但从来也没有撕破脸到亲兄弟相杀、相囚，把亲兄弟连同其子孙后代一起开除出族籍的程度。雍正上台后的手足相残，不管有多少必要性，手段确实过于残忍，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