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不安全的文字。文人学士再也不敢吟风咏月，甚至不敢再写日记。朝廷的大臣们之间都不敢相互通信。胡中藻《坚磨生诗钞》案，内外臣工惊骇不已，乾隆担心下面或有非议，于新任浙江按察使富勒浑陛辞（官员离京前上殿向皇帝辞别）时，交代他一项特殊任务：到任后留心体察赋闲在钱塘（今杭州市）老家的协办大学士梁诗正的反应。梁诗正一见富勒浑，就大谈自己为官多年的诀窍：“笔墨招非，人心难测，凡在仕途者，遇有一切字迹，必须时刻留心，免贻后患。”在另一次谈话中，他又说：“一切字迹最关紧要，我在内廷时惟与刘统勋二人从不以字迹与人交往，即偶有无用稿纸亦必焚毁。”梁诗正的话典型地反映了乾隆高压政策下臣民的心态。
历史学家可以大致推算出通过修撰《四库全书》，清朝的官僚机构销毁了多少图书，而民间百姓自发销毁的文字数量却无法计算。我们只能说，其数量绝对多于武英殿前字纸炉中焚毁的书籍。
对于乾隆用心的险恶深鸷，大清王朝的某些子民读得十分透彻。乾隆四十四年（1770年），安徽天长县的秀才程树榴对乾隆的做法极为气愤，在为朋友的诗集所写序言中借题发挥，隐约其词地说，“造物者之心愈老而愈辣，斯所操之术乃愈出而愈巧”。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