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儒家讲的伦理靠的是人的自律，这当然是需要的，而且非常重要，但有许多问题和情况不是靠自律能解决的，因为人有趋利的本能，于是便需要有法制来限制和监控官僚们行政过程中的行为。
适者生存这是常理。儒士们在经过唐末和五代十国的动乱后，也意识到必须要顺应历史的发展，才有了对儒学的重新阐述，并对其它教派的理论进行了融合。而他们在宋初也并不否认司马谈在《六家要旨》提出的“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的观点，认识到儒法两家在社会治理上各自的视角不同，服务的对象则是相同的，它们之间在观念上有差异，各自的侧重点不同，但殊途同归。
赵昺以为这是对的。儒法二家只是视角不同，观念上有差异，但目标是一致的，从结果上看也是相辅相承。从统治者的角度讲，不同时期有所侧重而已。乱世的时候，为了治乱，故要有重典，偏重于法家的思想和法术。在治世，则偏重于儒家，比较强调人的道德修养。这一切都因时因地而异，走极端只是一时的需要，过去了又会返正。
而儒士们忘了神作书吧为国家的统治者同样深谙此道，官大了，权重了，往往指挥不动了，它自成体系，而且可以一手遮天，在上者情况不明，何以制之。而君王在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