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盾夺取帝位，仁宗命驸马丑汉出总北军；对居庸关的军事守备亦显著加强。这些措施，含有暗中防范镇北多年的晋王拥兵坐大的用心。朝廷又下诏，严禁近侍擅自传旨中书任用官员，如有敢犯者，“不须奏闻，直捕其人付刑部究治”。此外，政府还明令规定，内侍只授内廷官职，不予外朝文官官阶；由吏员晋职为官者，不得超过从七品。而这时社会影响最大的一项措施，则是恢复科举的制度。
仁宗登基伊始就曾宣布：“我所希望的，是使百姓安宁，从而求得天下大治。但如果不用儒生，怎么能做到这一点呢？”他把大规模起用儒生看做是安国安民的前提，这是有针对性的。
自隋唐以后，随着中国中古贵族政治的解体，科举取士制度越来越成为选拔政府官员的一种重要途径。尽管通过“庇荫”制（品级较高的官僚可以保荐一名或若干名子女做低品级的官员）和由吏员出职为流官的渠道进入仕途的人始终占据很大的比例，但以科举进身几乎变成挤入高级文官圈的惟一体面的途径。唐朝人就说：“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张玄素在隋朝由令史入品流，入唐后位至三品。唐太宗当着诸朝臣的面问他“历官所由”，玄素窘迫不堪，从殿阁中出来时，差不多抬不起腿来，“精爽顿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