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御前。然后回会退出，左右侍臣方重新入殿。第二天，仁宗对他的一个亲信说：“我昨日端坐沉思时，神情显得很忧虑，左右侍臣看见后都吓得溜走了。但回会神色不变。那些溜走的人都是自觉问心有愧。回会自信没有什么亏心事，我也相信这一点。”仁宗对左右的猜忌也许没有什么道理，但他所谓“端居深念，忧形于色”，确实是发自内心的自白。
正是这种心态促使改革在仁宗在位后期明显陷于退坡。原先颁定的一些措施，甚至有收回的。延柘四年六月，敕诸王、驸马、功臣封地。仍旧制自辟达鲁花赤。同月，御史台四十余人联名参劾铁木迭儿受赂六万贯、占夺晋王田产等事。仁宗闻奏，震怒于宫廷，把太师印击碎在地。铁木迭儿躲进太后近侍的家里。仁宗无可奈何，以罢其相职了事。对诸王的滥封滥赏亦复逐渐开始。延祐五年，礼部奉旨铸三公等印竟达26颗。为统一国家政制法程而早在延祐三年已编定的制诏格例汇集，延宕多年没有颁行，也反映出仁宗后期中央政府的疲软和涣散。
这时他倦于政事，关心硕德八剌的顺利继统甚于一切。早在仁宗即位之初，就已为硕德八刺置四宿卫。延祐六年，又连续将原来属于他自己的东宫卫军左卫率府以及新组编的右卫率府划隶于硕德八剌。八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