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子都给一份，叮嘱他们不要使产业败落。他自己则拿着拐杖，从容拜访亲友，“尽东阡北陌之乐”。他在80岁上死去。
以上就是记载崔聚行迹的一块“先茔碑”所提供的关于他的全部内容。他经营的到底是什么商业，从碑文中一点也看不出来。尽管写碑当时，连崔聚祖父的名字也已经无法考察了，但碑文却还是硬把这一家与殷商时代的姜太公孙子扯在一条血脉上。这两点都十分典型地反映出元代社会的精神气质和风尚所崇。
商人的活动有时在诗歌中倒被描写得十分形象生动。元末明初人杨维桢有古诗《盐商行》：“人生不愿万户侯，但愿盐利淮西头。人生不愿万金宅，但愿盐商千料舶。大农课盐析秋毫，凡民不敢争锥刀。盐商本是贱家子，独与王家埒富豪。亭丁焦头烧海榷，盐商洗手筹运握。大席一囊三百斤，漕津牛马千蹄角。司纲改法开新河，盐商添力莫谁何。大艘钲鼓顺流下，检制孰敢悬官铊。吁嗟海王不爱宝，夷吾瘛之成霸道。如何后世严立法，祗与盐商成富媪。鲁中绮，蜀中罗，以盐起家数不多。只今谁补货殖传，绮罗往往甲州县。”
商人长年在外奔波。把妻子独自留在闺阁。商妇之怨不轻于征妇。杨维桢又有《商妇词》云：“荡子发航船，千里复万里。愿持金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