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她说，这卷子还需要政治老师的签名，证明之前的确是判卷错误才能申请免去她的借读费。
教工楼在学校最北面，政治处在学校最南面，周嘉怡又一次跑了回去，可政治老师并不愿意在试卷上签字。
周嘉怡已经记不清当时周建平憨笑着说了多少央求的话儿，只记得自己求人被拒之后的委屈和看到在她眼中无所不能的父亲为了省下那几百块钱而去求人的卑微。
她第一次在大庭广众之下，一边流着泪一边扯着周建平的胳膊，大喊，“不就是三百块钱吗？大不了就交了这个钱，不求她！”
或许是她哭得太惨了，或许是被她爸眼中的无奈打动，又或许是怕她把事情闹大，最终老师签了字，她省下了三百块钱，而情绪外露的一场撒泼也在后来成为了父母和老师调侃她的笑谈。
三百块钱，当时的周嘉怡不知道有多重，可体会过一箱泡面度日的周嘉怡却是知道的，她将手里的学费递给讲台上的老师，看着他数好钱，再扯下一张收据给自己。
将薄薄地一张纸折好装进衣兜里，周嘉怡回到座位上。
刚刚对她爱答不理的同桌瞧见她有些尴尬，刚刚周嘉怡把放在桌兜里的东西拿出来时，他才发现人家用的是学习机，听得是英语课程，根本不是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