辉把家里发生的所有事情都对他和盘托出，包括唐致贤、郑城和通查之间长达十几年的纠葛。他本来是一个非常谨慎的人，但那段时间他太累，太崩溃，所以对亦师亦友的博伊尔失去了应有的警觉。
“我最大的错误，大概就是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了他，但当时他是我最好的朋友、最信任的老师，也是我拯救唐晟的唯一的希望。”唐辉低沉沙哑地讲述着，“博伊尔先是非常诚恳地安慰了我，之后问我‘你现在有什么打算？’我告诉他我已经束手无策了，既无法支撑唐晟，也没有证据把通查和郑城送上法庭。”
那天的情景在脑海中像昨天一样清晰，唐辉清楚记得在博伊尔宽敞的客厅里，他给自己灌下一杯白兰地，对博伊尔说：“谋杀案唯一的人证是我弟弟，但他已经被诊断出严重的精神障碍，法庭根本不会采信他的证词。即使采信，我也不能把他送到警局去一遍一遍地接受盘问——他才十三岁，反复回忆那些可怕的场景会彻底毁了他。”
“太遗憾了，唐。”博伊尔给他添上酒，同情地说，“我真不知道怎么安慰你……可是你的家人现在只能指望你了，你得像个男人一样坚强起来。我知道你迫切地想要为你父亲报仇，想挽救唐晟，但……你必须得想出实质性的方案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