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办法。
沈奚回忆自己在上海遇到的事，事无巨细讲给他听：
八月时，全国开始统一银币，“袁大头”已经成为唯一的法定国币。当时她手上还有别的货币，被祝先生劝说着，都去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兑换了一堆银币、镍币和铜币。
九月上，她留意到有新版的《青年》杂志出来，很受追捧，她接连两期都没买到，倒是段孟和送了她一本。段孟和告诉她，创办人是陈独秀，这上头撰稿的人也都很有名。听到创办人的名字，沈奚想到了在游轮上傅侗文提到的那位跳海的先生，所以讲给他听。
“《青年》？”傅侗文念这个名字，没多的评价。
他这人，从未听到他直白地评议什么，不像沈奚接触到的那些留学生，总喜好慷慨激昂地表达自我，阐述追求。当时她和傅侗文都以为这是一份会很快被取缔的报纸。没曾想几年后，鲁迅、李大钊和胡适等先生都有了文章在上面，越做越大，成了新时代的代表刊物。
沈奚说到后头，停下来，傅侗文凝注她。
要不要说？不说他迟早也会晓得。
“可能……是要登基了，”她低声说，“外边的人都在说。我看到你父亲也在试官服。”
来时路上，火车站、轮渡上都有人在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