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多年间，官绅一直为自己的特权而努力。
就拿万历三十八年比正德十六年，一品京官优免田额就增长了二十五倍；八品京官优免田额增长了二十七倍之多；而万历三十八年比起十四年时候，甲科京外官优免田额就又各增长了十倍，告老还乡的官员优免田额增长了六倍；
按理来说，官绅优免这么多，都是圣人子弟，总该知足了吧？
可事实是，虽然律法规定官绅线面已经相当丰厚，可士大夫从者什一，违者什九；大部分官绅，那是能优免多少就多少，最好是所有都能优免掉。
有这种想法的代表很多，有名的就有嘉靖朝的首辅徐阶。他俨然是清官的代表，清流中的头；可是，他实际上就是个大得不能再大的地主，遇到滥用优免之权的，就要地方官要“就中调停得宜”，意思无外乎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由此可见，其实还是屁股决定一切。
万历年间，南直隶巡按甘士价提出要对官绅优免核查限额，人后礼部尚书陆树声就立刻强烈反对，还睁眼说瞎话，说什么“往往田多则累重，亦不必为限制也”。这种话都说得出口，由此可见，为了能全额优免，那是什么脸面都不要了。
事实上，到万历年间，土地兼并严重，而官绅又想全免，收不上赋税，全都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