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发言道：“采用制裁的方式有些极端，毕竟我们本身是乐见法国进行革命的，如果这个时候采取对法国的制裁，很可能被误解为我们对革命处于不支持的态度。这对我们之后与法兰西共和政府的相处是十分不利的。”
苏良兴是纯粹站在外交的角度上考虑的。所以自然反对商务部提出的急切对法国进行制裁。逼迫他们对此事做出处理。
赵大岭此时言道：“用比较强硬的手段制裁法国，显然是不妥的，但是如果这时候一点不作出反应，那么显然也是对我们本国企业的不负责任。外交部对此有什么应对么？”
苏良兴答道：“关于这次我国企业在法国大革命中受到侵害的情况，我们经过研究和探讨认为这只是一种个体性并不带有针对性的行为，并不能直接解释为是法国人对我们唐资企业的不满。因为在我们被侵害的企业和店铺周围，其他法国本地的商铺也都遭到了破坏和洗劫，所以事件本身是无目标性的。我们也不适宜用过于官方和正式的方法去处理这个问题。我们外交部认为，私下里对法国政府以及暴动群众的领袖进行沟通和施压，要求他们避开我国企业的财产，以此来换取我们的一些支持条件。毕竟在这个时候，不管是法国政府还是法国革命势力，对我们都是不敢得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