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不对袁世凯负责。袁表面上不反对，心里却视之为大逆不道的话语，这样一来就给反唐的人一个借口。起劲地在袁世凯面前诋毁他。
时间久了，袁世凯越发怀疑唐绍仪有挟同盟会以自重，并从他的北洋系中独树一帜、自立出去的意思。
这无疑更加加重了袁世凯对他的忌惮。为阻挠责任内阁制的实行，袁世凯唆使内务总长赵秉钧和财政总长熊希龄等人进行公开抵制。赵、熊等在国务会议上竭力反对划清总统府与国务院地权限，主张事事奉令承教于大总统；反对国务院为有机政体，主张各国务员可“单独行动”，不必固守国务院的成议。讨论各项政策，他们也决然与各同盟会阁员立于对立地位。到后来，赵秉钧索性经常不出席国务会议，有关内务部公事。直接向袁世凯报告，根本不把唐绍仪放在眼里。
但袁世凯的压迫并没有使唐绍仪完全屈服。例如，在政府用人问题上，他仍旧主张“贵新不贵旧”，非万不得已，“决不可以延用旧人”。有时和袁世凯争得太厉害以至于使袁气急败坏地说出“我们没几天好做的，这个位置早晚要让给你们地。”将唐绍仪划入到同盟会一边，唐这才大吃一惊，知道袁世凯对自己起了猜疑。
插手众议院议长的任命，让袁世凯最终确定了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