式转嫁到民众头上，但不能、也无法将其计算在盐税收入内。根据姚莹对淮南四岸的估计，规费与正杂各盐课的比例约为1：3。至于报效，起源于乾隆中期，以后每逢大宗军需、庆典、工程，淮商捐款动辄数百万两，长芦、山东、两浙亦数十万两，几成惯例，每年均以一定数目随盐课带征。报效与规费有相似之处，它并非法律规定的国家或地方税项。其在盐商方面实系一种贿赂性质，而在朝廷方面则为勒索，虽无加税之名，却有加税之实。”郑万瞻最后总结道，“我国食盐税率平均约为每百斤18两，合银元27元，为平均计算的制盐成本五倍还要多。而同期西欧各国的盐税较低，折合我国货币，约每百斤1.2元至1.3元，日本则为1.48元。因此，我国平均盐税比外国要高出两三倍左右。如此算来庞大的利税之中夹杂的利益高达数千万两，系数都被各大盐商跟早年盐务官员贪墨，咱们川鄂盐税平均低于全国，也就是说即便是我们产量在两淮之上，每年所含之灰色利益要少两千余万。没有这笔利益吸引，各地盐商纷纷联手抵制咱们的食盐销售，别看联合盐业现在一年能够赚取七八百万，实际上，这个利益也不过是占去了被军政府抛弃了的灰色利益的不足三分之一罢了！”
“灰色收入是吏治败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