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文龙，于是被崇祯所疑忌，皇太极仅用了一个从《三国演义》中学来的拙劣的反间计，就使生性多疑的崇祯相信袁真的与后金有密约，立即将其逮捕下狱并凌迟处死。
崇祯的失误还在于他在位之际，总是企图用空洞的儒家道德来约束文武百官，但晚明时期，士大夫虽然满口仁义道德，道德水准却惊人地低下，包括一批名闻遐迩的理学大师。即便是为后人所称道的东林党人，事实上也不是我们曾经认定的那样光明磊落，相反，却往往打着光明磊落的旗号行卑劣下流之事。正如北岛诗中所说的那样：以太阳的名义／黑暗在公开地掠夺。整个社会对于享乐的贪图，拜金主义的风行，官员的贪婪，军队的低能，政治的黑暗与经济的凋蔽，使整个晚明时期呈现出一幅犬儒主义的百丑图。大批高级官员为了保证头上的乌纱，不惜拜宦官魏忠贤为干爹，将这位文盲的生祠建得富堂堂皇，直到称颂其为九千岁，这些事件都深深地说明了我们这个帝国的执政者们到底有多无耻和下作。
当崇祯的道德济世的理念无法实施，而内忧外患反而更加激烈时，他认定“朕非亡.国之.君，诸臣尽亡国之臣。”对亡国之臣有何客气呢？因此崇祯晚年便带着一种说不出的阴损刻薄来看待手下的臣子们，“在崇祯执政的最后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