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十七世纪亚洲大气状况改变而诱发以稻麦为主食的中国的粮食短缺，明朝经济大受打击，继而诱发政治社会危机。这自然是一家之言，但更多时，我们更应从内部寻找原因，崇祯初继位，诛魏客，扫阉党，意气风发，政治上的顺手使其高估了自己为政的能力，面对自万历以来积下的弊端，心急气躁，望图一朝以清寰宇，这是不现实的。且崇祯传其祖父万历的禀性，为人刚愎自用，刻忌寡恩，对臣下的极端不信任达到了惊人的程度：继位时降座亲拜的四位的辅臣在不到几年的时间内或杀或贬，与当时“唯先生们之言”的誓言背道而驰。
袁崇焕之杀毛文龙，也是情有可原，毛总兵关东，不受节度，不杀此人，袁督师何以令到将行，何以三年平辽？崇祯当时只是温言抚慰，哪有不满之辞？崇祯之杀袁，在于皇太极之用反间计。
不可否认，崇祯确比万历、泰昌、天启帝更为勤勉，还是孟森先生一语中的：“崇祯于万历前非亡.国之.君，而于万历后则必亡而以已！”
崇祯帝之所以失天下而皇太极之所以得天下，惟在用人之得当与否。崇祯帝自毁长城，皇太极化敌为友：袁崇焕身为蓟辽督师，忠心可鉴，崩努尔哈赤于宁远，挫清军劲旅于山海，扬名关外，威镇四海。而崇祯不识蒋干盗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