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所引《襄陽记》，诸葛亮去世以后，全国各地都纷纷要求为诸葛亮立庙。
结果是什么呢？
“朝议不听”，就是不批准。于是老百姓没有办法，只好在街头巷尾自己设一个灵台，来祭祀他们无限怀念的丞相诸葛亮。
这个时候就有人向朝廷提出来，说是不是可以在成都为诸葛亮立一个庙呢？
结果是
“后主不从”，又不批准。后来有人提出来，说这样也不太好，因为私祭你是阻止不住的，不如把民间这些随意的祭祀由我们政府规范起来。
这才勉强同意，在定军山诸葛亮的墓前立了一个庙。那么这个事情呢，是有争议的。
有人说这个刘禅不批准为诸葛亮立庙，这也是制度规定的嘛。因为《襄陽记》的原文是：“朝议以礼秩不听。”就是根据礼法的规定，是不可以这样做的，因此他是按制度办。
那么我们要问的是，在那样一个时代，制度当真就那么重要吗？比方说，刘备恢复了丞相制度，诸葛亮去世以后怎么样呢？
刘禅把它废了，诸葛亮去世以后蜀汉无丞相了。还有，诸葛亮定下来的北伐曹魏的国策，刘禅也废了。
那么大的制度都可以改，如果刘禅是打心眼里崇敬他的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