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人民的生活更加痛苦，阶级矛盾空前尖锐。
此时，包藏祸心的日本也开始了对朝鲜的蚕食。
日本商人大肆在朝鲜廉价掠夺粮食，导致朝鲜赖以生存的必需品不断流出，本来就贫困不堪的朝鲜人民因而雪上加霜，大大加深了朝鲜的社会危机。
日本还积极在朝鲜物色代理人，逐步展开对朝鲜的渗透，朝鲜的新军由日本人充任总教官，就是日本对朝鲜内政初步的干涉行为。朝鲜人的反日情绪不断滋长，“语到倭边，咬牙欲杀之，小民尤甚”。
日本驻朝公使花房义质进入汉城时，一路遭到民众投石袭击，狼狈不堪。
日本大仓组职员儿玉朝次郎、三菱公司职员大渊吉成和东本愿寺的和尚莲元宪诚无视开港条约的规定，擅自到朝鲜通商口岸元山港以外的安边府游历，结果就遭到朝鲜百姓二三百人的袭击，儿玉和大渊遭重伤，莲元则当场身亡。甚至于“岭湖山谷之间，有大伙匪类，蜂屯蚁聚，横行里闾，持兵纵火，上纳钱木，白昼抢夺富村饶户，传檄征索，称曰举义而伐倭，哗然指逆而为忠”。
因此，开港后的这种弥漫整个朝鲜社会的仇日心理也成为后来“壬午兵变”爆发的重要背景和原因。
在这种情况下，朝鲜社会的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