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夫内外，国家之饷实不能两给于中边，即一时文武诸臣之才力心力，欲左投左效、右投右效者，不啻戛戛乎难之？”
与杨嗣昌穿一条裤子的熊文灿也申辩“目前兵马俱以边警尽撤，仅有步兵数千，断非胜敌之着”、更说“若此时苦无兵马可发，勿轻言贼易剿，如剿有兵有势，不至成此难结之局也”，大肆附和杨嗣昌的论调。
主剿派中有人担忧张献忠坚持保持队伍独立性，而非类似刘国能散尽其众，恐怕有养虎遗患之危险，杨嗣昌等人同样以“惊眠虎而使之觉，嗾驯犬而使之嗥”为由，坚称事分轻重缓急，不可鼠目寸光自陷左支右绌的困境。
有熊文灿与杨嗣昌一外一内遥相呼应，加之薛国观、陈洪范等人的推波助澜，一番讨论后，“面谕剿抚原该互用”以及“岂有他来投降，便说一味剿杀之理”等结论已成定局。张献忠接受招安之事由此水到渠成。
当然，张献忠一早前提出要当湖广总兵官并且全权控制地方、关防、札付诸方面，由此保证“郧、襄、均、承数百里外无一贼”的要求明廷绝不会同意。一番讨价还价之后，张献忠得了个副总兵的头衔，挂职也只能挂在他自己的营头下面，部队则划分驻地谷城。
为了加重自己此次投降的分量，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