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追究杨嗣昌的罪责，但崇祯帝依然悬而不决，甚至把六部九卿及科道诸臣召进宫内，亲言“杨嗣昌系朕简用，用兵不效，朕自鉴裁。况尚有才可取”、“大家排斥，意欲沽名”等话，软硬兼施着护短。群臣见此，亦只能三缄其口。
崇祯帝维护杨嗣昌，将治他罪的事拖着，寄希望于杨嗣昌短期内再立功绩以塞群臣之口，反过来，对楚豫等地其他军镇，处置起来却毫不犹豫，大有让这些军镇为杨嗣昌挡箭背锅的意思。
左良玉就以“怠战不进，坐视襄阳陷落”的罪名被革职，戴罪立功。“被革职”看似处罚重大，但若后面加个“戴罪立功”，那性质完全不一样。通俗点而言，便是“杀贼以自赎”，相当于缓刑，只做敲打之用。不单左良玉，洪承畴、贺人龙等各地军镇文武官大多都受过这种责罚，不会真正伤筋动骨。而赵当世虽说及时光复了襄阳，但依然因“功过相较，过大于功”，同样受到了处罚，大体和左良玉差不多，都是些虚罪——崇祯帝心知肚明左良玉、赵当世等都是保杨嗣昌的替罪羊，不能负主要责任，是以有愧于心，并没有真正追究。
处罚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楚豫等地贼势越来越猖獗，杨嗣昌靠不住，崇祯帝只能再次直接插手军务。在他一系列的布置下，除了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