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的少年。回到美国之后，我想要给他写信，可是又不敢，因为1968年，我曾经委托香港的亲戚送信回内地，可是，却给他惹上大麻烦，那些信件成了他‘里通外国’的罪证，而为他带来十年的牢狱之灾。苏罗浮告诉我，几十年过去了，时局终于安稳下来了，我却半信半疑。后来的十几年之间，我们一有机会就约在香港，有话当面说，比写信或者电话要让人放心许多。
这么多年过去，连我们的儿孙都长大了。我家的那个孩子果然不负众望，二十几岁的年纪，就已经为自己打下一大片江山。相比与他，我家大儿子的幼子从小太过养尊处优，一直处在奶奶，父母，还有长兄的溺爱之下，像个长不大的孩子。
我知道苏罗浮有一个孙女，我动了一个念头，苏家那个孙女与我家小七一样年纪，就提议，让他们都到英国读书吧，彼此也好有个照应。他也同意，然后我又就问他，我们两家结亲吧。他却回答了一句，儿孙只有儿孙福，说的不明不白。也是，现在早就不讲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了，让两个孩子相处一下，也许就会有感情。不过，苏罗浮告诉我，不对孩子说我们两家的事，省的他们之间不好相处，我想也是，缘分这种东西不好讲，有的时候，远隔千山万水都能走到一起，而有的时候，相逢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