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的提升，名称也由最初的《诗》或《诗三百》加上了一个“经”字，成为《诗经》。在经学化的过程中，《诗》被理性包装，“经”的含义被灌输到社会文化各个层面。汉儒的繁缛在《诗经》的每个字句里都展示出来，一句话，甚至一个字，都会引发他们洋洋洒洒的政教王道之弘论。讲《诗》者谨守家法、师法，不能有丝毫逾越。接受者也只能敬仰膜拜这神坛上的经典，只能在传统的理解方式下去体味一些被后人强加给古人的诗歌内涵。所以到了明朝，还有《牡丹亭》中的陈最良在絮絮念叨那《关雎》里的“后妃贤达”，完全没有意识到杜丽娘读“关关雎鸠”，读出的已经是一片“姹紫嫣红开遍”。
魏晋士人“越名教而任自然”，开始颠覆汉儒对《诗经》制定下的种种规则与理解。《世说新语》记载一则故事，说“竹林七贤”之一的刘伶喜欢喝酒，一次喝酒之后在家中裸裎，有人见此大吃一惊，讥笑于他。而他却说：我以天地为我的房子，以屋子为我的衣服，你们怎么钻到我的衣服里来了？放达若此，也就不难想像汉儒为《诗经》所设定的标尺，在某些魏晋士人那里都被泡在酒里，喝下肚去，变成亵物了。《诗经》在魏晋被从神圣的祭坛上拉回到现世，仍然是一部经典作品，但已不再高高在上。西晋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