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母二十六岁，青春年少；汉武帝六十九岁，风烛残年。汉武帝自知时日不多，赐死钩戈夫人正是为了防止其成为吕后第二。相比之下，北魏刘氏死时，拓跋珪三十九岁，正值壮年；拓跋嗣十六岁，血气方刚，且北方游牧民族男子成熟较早，比如拓跋珪本人，他十六岁时就已经建国创业。再者，拓跋珪之死本身纯属意外，如果不是非正常死亡，估计他完全能够再活个十年八年，拓跋嗣也会变得更加成熟稳重。可见，“子贵母死”决不是对“立子杀母”的简单模仿。是以北魏“子贵母死”制度的产生，幕后多半另有重大隐情。
北魏-建-国前，拓跋鲜卑还处在氏族公社解体时期。《魏书·序记》把妇人比作“天女”，以及“诘汾皇帝无妇家，力微皇帝无舅家”的谚语，说明父系氏族社会时，妇女地位还相当高；而“昭成……议不决。后闻之……乃止”和“平文崩，后摄国事，时人谓之女国。后性猛妒忌，平文之崩，后所为也”，则反映了当时的妇女既干预朝政，也专权弄权。再者，作为东胡的一支，鲜卑人的血管里，难免携带着“先母而后父”和“怒则杀其父兄而终不害母”的基因。北魏要成为专制帝国，实现“父子家天下”，就必须要对阻碍封建化进程的落后习俗，尤其是对根深蒂固的“母权制”进行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