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用，矫时阜俗，俭以率先，凡立科条，皆能刻励”；并记其兴筑解县新城事：“自中和二年冬十月，奏请兴役，至明年夏六月，凡计工五十万，城高三丈，围绕一百六十步。”当时形势，“城陷冯翊”与“□（烽）举隰川”都使解县陷于孤立和遭受威胁，旧有关防不足“枝梧”，而解池之饶也是“所患者，素无城守，难固人心”，所以“既纳款于帅臣，仍抚安其新附”，以得“交获利济，并致成功”，也即修建新城与“纳款帅臣”都是为了保卫盐池。
但十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碑文称城筑好后，王重荣竟“旋陟上台，恳辞剧务”，以致“榷盐使韦雍，检律在公；巡官王慤，琢磨效用，与植将及商人等，联状同诣所居，沥恳至于垂涕”。此榷盐使与巡官不知是否仍为朝廷虚设，但他们听命于王重荣却是肯定的。“恳辞剧务”不过是姿态，王重荣仍是盐池的主宰者。
王重荣在中和中年，同意结好李克用自有其“交获利济”、保卫城池的考虑，而促成二者交好的则是行营都监杨复光。《旧唐书》之《宦官·杨复光传》载其“受诏充天下兵马都监，押诸军入定关辅”时即与王重荣会合。及劝王重荣与李克用联合，并称“及收京城，三败巢贼，复光与其子守亮、守宗等身先犯难，功烈居多。”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