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陷忻代而自称留后，其时间自中和元年(881)七月始，至二年十二月南向京师止。而(册府》等所谓“杖钺雁门”，乃为隐恶夸饰之语。
4.崇韬之投李氏，非在李克用自称忻州兵马留后之前
据《资治通鉴考异》卷二四所引《唐末见闻录》、《太祖纪年录》等载，唐乾符以降，李克用虽于大同兵变后自称大同防御留后，然国昌、克用父子之势力只在代北。于其时也，代州为河东节度所辖，李克用虽时南下侵掠，但代州始终为河东抵御沙陀之前哨。于此期间，沙陀最大一次南下时在广明元年(880)正月：据《通鉴·唐纪六九》可知，其一路风驰而下，意在剽掠，并未得攻入代州城内。故可知崇韬不可能于此时投李氏。又据薛史及《通鉴》，乾符六年(879)冬，李钧将上党(按，即潞州，今山西长治市，时为昭义军治所，上党为其秦汉时旧名)太原之师屯于代州；广明元年(880)春，天子复命李涿率兵数万屯代州；三月辛未，宰相郑从傥充河东节度，由是沙陀不敢冒犯；至六月，李涿攻蔚州(山西灵丘)，国昌战不利，七月，“独与克用及宗族北入鞑靼”。
由上可见，广明元年之前，在时人眼中，李国昌父子乃北蕃加叛逆，看不出日后将有飞黄腾达之势，故崇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