袭着”。
李曜觉得他这两个词总结得极好，事实上整个中国封建时代的历史，几乎就是在不断地重复“集权”与“抑商”两件事。
在“集权”与“抑商”的背后，是一个无比强悍的政治权力制度安排——高度专制、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度。中国从公元前七世纪开始，以“管仲变法”为标志，开始探索国家积极干预产业经济的试验，此后多有演进，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灭六国，逐渐成为一个中央集权制国家，延续至二十一世纪，这一政体仍然没有变动。
追根究底地看，在高度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下，中国的这一部历史，其实质就是一部政商博弈史。
当政府为了政权稳定，全面控制了重要的生产资料之后，它实际上已经成为了一个“经济组织”，它必然有自己的利益需求——用后世的话讲就是“保证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必然会制度性地压抑民间工商业。如那位教授所说的，“中国传统政治向来就注意节制资本，封建势力打倒了，没有资本集中，于是社会成为一种平铺的社会。”当社会被打成散沙后，就不能有民间的力量了，从而专制的权威不会受到挑战。中国的史家常常说“均贫富”，其实，在“均”的前提之下，“均贫”还是“均富”，是一个被忽略了的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