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宣武节度使朱温方霸于关东，又“密致书全忠求援，全忠上疏理胤之功，不可离辅弼之地”，结果被半路召回，重居相位。从此崔胤借助朱温之势，打击异己、控制朝局，成为朱温在中央政权的代理人。天复三年李晔由凤翔反京后，“胤恃全忠之势，专权自悠，天子动静皆秉之，朝臣从上幸凤翔者，凡贬逐三十余人，刑赏系其爱僧，中外畏之，重足一迹。”再如裴枢，其于天复元年二月入相，也是由于以兄事朱温侧足相列，崔胤诛后，“以全忠素后，相位如故。”再如柳璨于崔胤诛后入相，在李晔迁洛以后，与朱温安置在李晔身边的诸司内使、宿卫将佐“厚相交结，故当时权任皆归之。”当朱温残杀衣冠清流，柳璨更是助封为虐，致使“班行为之一空，冤声载路。”其行为品格几同朱温的鹰犬。
唐末宰相依附藩镇的另一突出表现，是在南衙北司之争中，开始依靠藩镇的支持与宦官相抗衡。甘露之变后，宦官继续以操纵宫廷禁军在中央政权内跋启横行，武宣二朝宰相都无心辅助皇帝诛除宦官，是宰相已不相信依靠一个并不掌握军权的皇帝可以成就此事。到了晚唐时期，宰相谋诛宦官已开始另辟蹊径。
早在李晔大顺初年，宰相张濬与大宦官杨复恭有矛盾，以企图通过自己掌握军队的方法诛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