巧禁，则-民无所游食。民无所游食，则必农。民事农则田垦，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战胜者地广。是以先王知众民、强兵、广地、富国之必生于粟也，故禁末作，止奇巧，而利农事。今为末作奇巧者，一日作而五日食。农夫终岁之作，不足以自食也，然则-民舍本事而事末作。舍本事而事末作，则田荒而国贫矣。”
《商君书?农战》则载：“夫民之亲上死制也，以其旦暮从事于农。夫民之不可用也，见言谈游士事君之可以尊身也，商贾之可以富家也，技艺之足以糊口也。民见此三者之便且利也，则必避农。避农则-民轻其居。轻其居，则必不为上守战也。”
《商君书?外内》还载：“民之内事莫苦于农，故轻治不可以使之。奚谓轻治？其农贫而商富，故其食贱者（而）钱重。食贱则农贫，钱重则商富；末事不禁，则技巧之人利而游食者众之谓也。故农之用力最苦，而赢利少，不如商贾技巧之人。苟能令商贾技巧之人无繁，则欲国之无富不可得也。故曰：‘欲农富其国者，境内之食必贵，而不农之征必多，市利之租必重。’”
如果要追溯的话，重农抑商这种思想形成并升级为国家政策而且得到切实推行，应该是始于管仲在齐国的改革。管仲明确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