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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柳宗元不好章句，自谓“今世固不少章句师，仆幸非其人。”他也不固守儒学一家门户，求学与闻道的领域都很宽博，有大家气度。他在三教（儒、佛、道）、四学（儒、佛、道家、道教）、百家之中，除不信道教外，余皆广为采纳，这是他与韩愈不同的地方。他曾说：“吾自幼好佛，求其道积三十年。”对佛学有极深功夫，故积累了对佛教的深厚学识与感情。这种宗教感情在中年参预政府要务时曾一度淡薄，而在政治上遭受挫折以后，复又浓烈起来。南迁为官，处事仍用儒术，思想情趣则更多转向佛教。
他说：“予策名二十年，百虑而无一得，然后知世所谓道，无非畏途，唯出世间法可尽心尔。”于时更喜读佛经，乐与僧人交游，自谓“事佛而佞”，因是而有《曹溪》、《南岳》诸碑之作。他对于老庄百家之学都有好评。《送元十八山人南游序》中不赞成将孔老对立，说：“余观老子，亦孔氏之异流也，不得以相抗，杨墨申商，刑名纵横之说，皆有佐世。”《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中说，学文除读儒经外，“《左氏》、《国语》、庄周、屈原之辞，稍采取之；《谷梁子》、太史公甚峻洁，可以出入。”《天爵论》说：“庄周言天曰自然，吾取之。”则其自然观采自道家，与王充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