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宝之乱后江淮漕运自汉水达洋州以输于扶风的必经之地，洋州刺史赵匡亲历督漕艰难；礼部官员职掌贡举之政令，礼部员外郎沈既济亲见京师贡举人数之多，亲历职事之繁。因此他们关于唐德宗时代京师物价昂贵、漕粮运输艰难、粮食消费繁重的认识，反映了实际情况。杜佑又探究了官制和科举弊端产生的根由，乃是唐代州郡县数量增多，选官途径增多，选官权悉归吏部。秦代列郡四十，两汉郡国百余，唐朝则有三百五十郡。郡县增加，必然增加官员数量。“秦法，农与战始得入官。汉有孝悌、力田、贤良、方正之科；岁郡国率二十万口贡止一人，约计当时天下推荐，天下才过百数；……开元、天宝之中，一岁贡举，凡有数千。而门资、武功、艺术、胥吏，名目众多，……比于汉代，且增数十百倍。安得不重设吏职”。自隋文帝开始，“内外一命，悉归吏部，……执政参吏部之职，吏部总州郡之权。”到京师参加诠选官员的数量必然增加。杜佑建议“俾士寡而农工商众，始可以省吏员，始可以安黎庶”。
京师佛道人口增多。唐长安佛寺众多，韦述在开元年间统计，长安有佛寺64所，尼寺27所，共计91所。徐松《唐两京城坊考》记载长安有佛寺81所，尼寺28所，共计109所。长安附近及秦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