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者以赞成功“为文班林牙，领国子博士、知制诰”，后者“授林牙、监修国史”。契丹国书的创制，应与王朝政治有关。国子博士、知制诰、监修国史诸职，是中原官名。这些都反映出阿保机的汉化倾向。神册六年五月，“丙戌朔，诏定法律，正班爵。丙申，诏画前代直臣像为《招谏图》，及诏长吏四孟月询民利病”。此处的“正班爵”尤非虚语，阿保机对其时契丹诸职的品级班列进行了明确规定。事实上，早在他称可汗期间，就已变现出汉文化对其的影响。太祖七年平叛后，阿保机“次昭乌山，省风俗，见高年，议朝政，定吉凶仪”。游牧文化素贵壮贱老，所谓“省风俗，见高年”云云，当来自汉地传统。
神册年间能体现阿保机汉化倾向的还有两大事件。一是神册三年在草原上建立皇都，即后来的上京。游牧族政权往往并不需要都城，常常只有王庭或牙帐，因为其中央官僚机构和全国性的经济贸易并不发达。如果单纯从行政或经济角度着眼，神册三年阿保机还未征服渤海，也还未据有燕云十六州，而草原上新建的城市不是属于皇帝私有，就是头下军州，契丹完全没有必要建立像皇都这样庞大的都城。那么，阿保机建皇都，就只能从礼仪方面去理解。也就是说，皇都与称帝一样，是阿保机采用汉地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