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那张伪造文凭赫然出现在报纸头版上，更坐实了某些留学生不学无术，为求上位而不择手段之作风。
帝国日报抨击傅斯年的‘进步无罪论’，天津大公报则抨击费毓桂的‘功臣无罪论’，认为昔日革命功臣已例行封赏，各种优待殊荣并未缺少，以功臣无罪而行犯罪之实，此为乱国之源，若不严处，国将不国。
两家报纸，影响甚大，今却立场各异，针锋相对，登载的文章似冰似火，直冲看客的神经。它们间究竟谁对谁错，一时间谁也分不清，但毋庸置疑的是，大部分人都认为这两个要案的审判结果将直接影响国家政治走向，决定长远国策。
是人都如此理解，负责审理两案的京师高等大理寺审判长许世英和地方大理寺审判长高祖培顿感压力巨大，两人都有轻判之意，可舆论如此关注，轻判根本就行不通。
四月初二的早上，照常例会后，议起今日的审判，伍廷芳当即说道：“两位，今日不可再再像上次那般任由被告将审判厅当作讲演厅了，如此下去，案子审理不好不说，舆论激起大乱可是不好。”
许世英和高祖培都是前朝遗臣，许世英年轻几岁，是出过洋的法学新派，当时被誉为法学专才，开国后地位未降，反而是平步青云；高祖培，陕西米脂